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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为上”——李益的诗歌创作

[摘  要] 在对唐代诗人的研究中，李益似乎是个冷门话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李益独特的诗歌风格和非凡诗歌造诣的分析，强调应该抓住读者心理感受的共鸣以提高诗歌表现力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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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时代，信口数来就有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他们的创作各具特色，光辉万丈，把唐代诗歌推向了顶峰，所以往往也是后人研究的热点。然而有一位诗人，历代评家对他很高，但真正深入研究他诗的人，却又是凤毛麟角。这位“寂寞”的诗人，就是李益。

（一）

李益，字君虞，享寿82岁（公元748—829），身跨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1]，主要创作时期在中唐。人们概括诗人、诗歌习惯用一些并称，如“李杜”、“温李”；或者按风格和时期分成流派，如“大历十才子”[2]、“韩孟诗派”、“元和体”。有趣的是，李益似乎既没有和谁并称，也没有被归入那一派，这足以说明他的创作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李益各体均长，尤以边塞诗七绝成就最大，这与他本身的天才和后天的发奋密不可分。韦应物在《送李侍御赴幽州幕》中说他“二十挥篇翰，三十穷典坟”，可见他的创作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做底子，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更不可以等闲视之。可惜他错过了唐朝边塞诗最活跃的时期，生于天宝年间，八岁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同年王昌龄遇害。安史乱后，随着高适、岑参等人相继去世，边塞诗坛就只有李益是硕果仅存的了。

    与现在受到“冷遇”不同的是，李益在当时名声很大，所谓“诗名早著”[3]，每作一篇，为教坊乐者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4]。在那个“废池乔木，尤厌言兵”、人们讴歌建功封侯的热情锐减的时代，在那个边塞诗并不怎么吃香的时代，李益的诗歌、尤其是边塞诗，却能够天下传唱，这应该算是一种“奇迹”了。

（二）

苏东坡曰：“七言绝，开元以下便当李益为第一”[5]，胡应麟曰：“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6]评价这样高，与他受到关注的程度不符。难道因为他诗风清浅就没有“嚼头”了么？我想并非如此。

先看他的《送辽阳使还军》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

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

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

这首诗可以说是秀美多姿与豪情壮阔二者兼得，“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尤胜王摩诘的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再看他的代表作之一《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7]里征人三十万， 一时回首月中看。

这首诗字面上非常浅显，只有个别地方需要解释：“海风”自然不同于我们上海的海风，应该是边地风的一种叫法，或者就是北风[8]；“横笛偏吹”有的地方作“遍吹”，我认为前者更好，且不考虑平仄，“偏吹”能够体现士卒们思乡的隐痛被触及的心情，并且笛的特质不适于齐奏，用“遍吹”就失却了笛声的悠扬，何况当时刮着风，只有“偏吹”能表现声音在风中飘曳的情状。

此诗气势宏大，“全是王龙标气调”[9]，“不减盛唐高手”[10]。李益果然是深谙作诗之道，前两句先铺垫一下恶劣的行军环境，再来点听觉刺激，后两句的情感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个下过大雪、朔风凛冽的夜晚，不知何处传来呜咽的笛声，戈壁上北征的将士们就在这一刻，齐刷刷地回转过头去，望向那轮孤寂的月亮。在这样凝视的时候，他们心中一定正怀念着故乡的样子吧，皴裂的脸庞或许早已老泪纵横了吧……诗人不能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李益明白，所以“月中看”这句更像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很多话没有说，那是留给读者自己去补全的。

征人回首是诗人李益最为得意的场景，他《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中就有“回头忽作异方声，一声回尽征人首”的句子，而在另一篇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又写道：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11]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乍看两首诗的意境相似，其实风格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军北征》显得粗犷、苍凉悲壮，而这首诗写得精致而不失大气，所以不会给人以重复之感。登上边塞的孤城，诗人看到的是荒沙乱舞如飚雪、月光袭地如凝霜，这样空旷寂寥的布景下，悠然作起的芦管最能勾起征人的乡情。可以想象，那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地不忍卒听，诗人的同情已寓于其中。如果我们知道受降城的典故，就能明白这首诗所寄寓的更深的意味：这里是从前太宗招降边地十一姓的地方，代表着唐王朝昔日的风光和强盛，而如今却要防范胡人入侵，百姓饱受劳役之苦、离乡之痛。诗人登上城楼一定会有昔盛今衰的感慨。

从这两首诗的比照我们可以看出李益边塞诗的几个共同特点：

1．和许多边塞诗人一样使用风、沙、雪、月等反映边塞风貌的标志性意象，并且擅长背景渲染。值得一提的是，李益对边地的乐曲声非常熟悉，而且往往利用乐曲加重幽怨的氛围。除了以上两首诗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几例：

夜上西城听梁州曲二首（其一）

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梁州双管逐。

此时秋月满关山，何处关山无此曲。

听晓角

边霜昨夜堕关榆，吹角当城汉月孤。

无限塞鸿飞不度，秋风卷入小单于。

前一首诗用的是管乐《梁州曲》，后一首则是角吹《小单于》，这些边地特色曲声的应用使得边塞诗展现出独特的风情。

2．夸张笔法的运用，表现出豪迈的气概。

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诗之所以能打动读者，是因为他能从细节入手，挖掘到打动人心的东西。

（三）

李益的诗歌能够打动人心，这不仅是他边塞诗的特点。譬如他在《江南词》中写道：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后两句巧妙地借“潮有信”运用双关，写活了这个思妇的怨恨之情，这里也是从一个细节切入的。有意思的是，李益写诗特别能够换位思考、进入情景。比如他写征人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征人，写思妇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思妇（像这首诗就是以思妇的口吻写的），这么一来，诗表达的感情就更加真实可感，能够引起共鸣。所以说，李益的诗歌创作采用的是“攻心”战术，把笔杆子对准读者的心。

探讨他的创作特点，恐怕还得从他的性格特点入手。李益好像特别喜欢照镜子，他在诗中也写道镜子，例如《罢镜》、《照镜》、《立秋前一日览镜》、《府试古镜》等多篇。这种“自恋”或许可以用自信、或许可以用不安全感来解释吧，但是你说一个男人总在那照镜子还把它写进诗里去，这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在此不敢妄拟。据可掌握的史料记载，李益性格似乎不好，少有疑病[12]、多猜忌[13]。过于敏感在生活上不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诗歌创作方面却使得李益总能抓住动人的情景、营造动人的氛围。例如对于《夜上受降城闻笛》一诗就有人指出“防秋多少征人，乡愁齐赴，则己之郁伊善感，不待言已”[14]，看来正是这样的多情善感造就了李益诗歌不朽的艺术魅力。

同时，从《寻纪道士偶会诸叟》、《同萧炼师宿太乙庙》、《哭柏岩禅师》等诗作看来，道教和佛教思想对李益应该有一定影响。具体有怎样的影响，恕篇幅有限，不再作进一步分析。

当然，李益诗歌真切动人除了和他的性格、信仰有关之外，更多的可能还要归功于他的个人遭遇。他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15]，是有唐一代从军出塞时间最长的边塞诗人[16]，因此他更能进入到征人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视角抒发戍边之苦，而这一点，正是他与王昌龄最大的区别所在。

（四）

关于李益和王昌龄的相似性，前人早有注意，有人说李益的诗如《夜上受降城》、《北征》等篇就是放在王昌龄的集子里也不会逊色。同样的少年军旅生活，同样擅长于边塞诗和闺怨诗，我们可以做很多比较。“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的这首《闺怨》写出了女子心情的微妙变化，和《江南词》可谓异曲同工。而李益的“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17]。”亦可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相媲美。

王昌龄是七绝的“圣手”，他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甚至被推奖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但是拿王昌龄和同时代的高适、岑参相比，人们似乎认同后者才是边塞诗人的代表。因为王昌龄虽然涉足边地，但是生活时间不长、活动范围仅集中在泾州、萧关一带，并且带有旅游的性质[18]，而高适、岑参、李益这些人才真正是军人，是边塞诗的“行家”。所以我认为就边塞诗而言，李益可以算一个边塞诗人，而王昌龄只能算半个。“烽火城西百尺楼”[19]、“秦时明月汉时关”只能是大处落墨[20]，但是边地的风物人情没有具体经历和生活经验的积累是很难写得出来的。

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足迹遍及整个西北边陲，李益应当比王昌龄更了解军人的生活、更体谅征人的苦处，因此他的诗更多了一些幽怨和黯淡：大战前是“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戍边行军是“紫塞连年戍，黄砂碛路穷”，塞上风光是“统汉峰西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即便打了胜仗也是“平明日出东南地，满碛寒光生铁衣”……他在《回军行》中这样写到：

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沙云古战场。表请回军掩尘骨，莫教士卒哭龙荒。

这样黯淡的黄昏、无人掩埋的尸骨、士卒的哭声，种种悲凉的意象交错在一起，构成强烈的视觉、听觉刺激。再慷慨豪迈、积极乐观的高歌面对这样的场景都会显得空洞无力，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诚然，这些诗对于稳定军心是不利的，但是他唱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声，因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

（五）

李益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诗人，他的“攻心”战术不仅运用于边塞诗，而且运用于其他类型的诗歌创作，同样战果斐然。边塞诗之外，李益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其中不乏佳作。这些作品往往笔法细腻却不加堆砌，体现出作者高超的描摹技巧，例如这首 《喜见外弟又言别》：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首联“十”与“一”可谓触目惊心，多少沧桑寓于其中啊。更为称道的是颔联，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捕捉到了这样的场景，真实地表现出两人当时的内心活动。短短十个字，惊讶、喜悦、感慨……这些本来用大量文字都未必能说清楚的情绪变化，就全都包含进去了，“皆字符串从肺肝中流露，写情到此，乃为入骨，虽是律体，实《三百篇》、汉、魏之苗裔也[21]”。“攻心”战术的效果便是能够普遍地引发共鸣，关于这首诗，宋代范晞文评论道，“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22]，说的就是这种心理共鸣的震撼感。

李益用他那似不经心的笔法把文字伸向人心深处。有时候他的语言就是口语、非常浅近，像“嫁女莫望高，女心愿所宜。宁从贱相守，不愿贵相离。”[23]这样的话朴素却让人易于接受；甚至像《赋得路傍一株柳送邢校书赴延州使府》[24]这样的作品根本都不像诗，我怀疑诗人说出这两句话时就是不假思索的。

说他细腻，并不是说小家子气，而是他善于抓住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边塞诗气势磅礴，而其他诗即使秀美也同样不减格调。比如描述了一场艳遇的《莲塘驿》：

五月渡淮水，南行绕山陂。江村远鸡应，竹里闻缲丝。

楚女肌发美，莲塘烟露滋。菱花覆碧渚，黄鸟双飞时。

渺渺溯洄远，凭风托微词。斜光动流睇，此意难自持。

女歌本轻艳，客行多怨思。女萝蒙幽蔓，拟上青桐枝。

这是我在诗中看到过的最唯美的故事，诗人把景物的衬托和人物的神情动态展现得淋漓尽致，但给人的感觉不媚俗而脱俗，恍然若置仙境。又如“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25]这样的句子，秀美而不妩媚，如果没有进入情境去体会这个女子的心情，不可能写出来。
   其实不仅是诗歌方面，攻心战术在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坛最美丽的收获”的《金锁记》，语言上明显有《红楼梦》的痕迹，所以说作者这部小说最高明的地方，并不在于语言，而在于对曹七巧扭曲人格的把握。张爱玲刻画人物心理是非常深刻的，如果没有“攻心战术”，她的作品不可能获得独立的生命。这些是题外话了。

李益是诗歌史上功勋卓著的人物，他的诗歌对晚唐诗坛的影响不可小觑。诗人李益和他“攻心为上”的兵法也应当得到评家们的足够重视。